董光璧先生观点： ■历史上的论争和抗辩，既有学术上对科学文化性质的不同理解，也有对待中西文化的感情因素。认为中国没有科学者多暗中假定科学是西方文化中的一种历史现象并在情感上偏袒西方文化；而认为中国古代有科学者则暗中假定科学是一种普适文化并在情感上偏袒中国文化。 ■在漫长的中国科学传统中不乏实验传统也不乏数学传统，但两者一直没有很好的结合起来。如何理清中国实验传统对西方的影响，是当前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课题。 ■道家人道主义的自然观对于后现代启蒙、儒家伦理价值的科学化对于科学的人性化以及中国传统科学的潜在模式对于科学新范式的形成三个方面的启发意义都值得认真研究。
19世纪末，内忧外患下的中国人开始了追寻现代化的脚步。历经一百年的艰难曲折，应该说现实与我们的期望之间尚有不短的距离。在国人的腰包日渐鼓胀之时，现代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环境、道德伦理问题同样引人注目。在5000年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大潮的双重夹击之下，面对新世纪的中国人显然仍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去思索、判断和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碰撞和融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中国传统科学的现代化何以失败、中国文明对欧洲现代化有过什么性质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未来的科学是否有意义，这些问题一直吸引着众多学者的目光。虽然是老生常谈，但即便是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重提这些问题仍不会没有意义。当然，前提是我们必须有新的高度和更加开阔的视野。一直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的董光璧先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畅谈了自己的想法，为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模本。
记者：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一直颇受学界青睐，前不久对它的争论就非常热烈。不过，结果似乎仍是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对此，您有何看法？
董：古代中国有没有科学的问题，自任鸿隽1915年在《科学》创刊号发表《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后，对它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历史上的论争和抗辩，既有学术上对科学文化性质的不同理解，也有对待中西文化的感情因素。认为中国没有科学者多暗中假定科学是西方文化中的一种历史现象并在情感上偏袒西方文化；而认为中国古代有科学者则暗中假定科学是一种普适文化并在情感上偏袒中国文化。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科学，即逻辑推理、数学描述和实验检验紧密结合的科学，形成于17世纪的欧洲。我认为，在此之前没有这种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不仅在古代中国没有而且在古代希腊也没有，它是经由16～17世纪那场“科学革命”形成的。如果把科学视为一种普适文化，那么每一古老文明中都有某种科学成分成长的历程，并且只有通过众多个性的、小写的、复数的科学，我们才能较好地理解共相的、大写的、单数的科学。在追溯科学起源的意义上，东方文明的背景中亦当有其自身的科学成就、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事实上在希腊科学繁荣期和现代科学诞生之间的千余年中间，西方科学衰退而阿拉伯科学和中国科学兴盛发达。正是希腊理论传统和中国经验传统在阿拉伯汇合并渐次传往西欧，才诞生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现代科学。
记者：以您的观点，应该怎样评价中国古代文明对近代科学的兴起乃至对欧洲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董：印刷术、火药和罗盘等“三大发明”，由于培根和马克思的评断而早已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出版使得有关这种影响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中国的伦理价值体系对世界文明的影响及其意义很少被提及。实际上自马可波罗以降，特别是17世纪和18世纪的德国和法国，中国文化曾一度受到学者们的高度关注。举个例来说，德国哲学家莱不尼茨不仅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而且还把他有关普遍语言的理想寄托于中国易学符号的改进。这位欧洲理性主义导师，通过他的思想传人沃尔夫一直影响到被称为“哥尼斯堡的中国人”的启蒙哲学家康德。中国思想文化西传对欧洲的作用或许并不比物质技术西传的作用小，可能只是由于人们还没有进行过真正认真的探索而迄今还知之甚少。在漫长的中国科学传统中不乏实验传统也不乏数学传统，但两者一直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理清中国实验传统对西方的影响，是当前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课题。
记者：就您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对未来科技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董：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未来科学的意义问题，与当代科学思想的转向及其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密切相关。科学的未来取决于两种价值观的交接与和谐，一种价值观是推动科学发展所必须的价值观，另一种是维持一个社会所必须的价值观。一般说来传统的惯性是历史的阻力，但在适当的条件下长期被忽略的古代遗惠也可以成为创造的源泉，欧洲文艺复兴就是从回忆中世纪被遗忘的古希腊传统开始创造近代文明的。现代科学不一定总是沿着7世纪确定下来的路线前进。有迹象表明现代科学的思想基础可能取法中国古代哲人的某些思想，李约瑟就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科学中保存着“内在而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我们也看到西方的一些自然科学家把目光转向包括《道德经》、《论语》和《周易》在内的中国古代典籍上。英国天文学家沙里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比利时化学家普利高津都曾论说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后现代性。人类意义世界所作出的这种价值选择可能意味着历史转折时代的传统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可能会重新获得其生命力。在我看来，道家人道主义的自然观对于后现代启蒙、儒家伦理价值的科学化对于科学的人性化以及中国传统科学的潜在模式对于科学新范式的形成三个方面的启发意义都值得认真研究。在时代转折的历史关头，如何向世界提供我们中国文明的最佳遗惠，既是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之责任，也是实现振兴中华的一个历史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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